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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现代小说“培根育魂”——论李健吾的小说创作

2022-8-1 11:33| 编辑: admin| 查看: 112| 评论: 0

踏出中国式的现代小说之路

在中国小说漫长的演进历程中,“五四”文学时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实现了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几代杰出的作家,从不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李健吾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小说创作只是他全部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但由于他深广的文化学养、独到的审美追求,使他在小说的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上,特别是小说的民族化、现实性上,作出了卓越的探索,与众多的现代作家,推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长足发展。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小史》中指出:“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变革中,话剧基本上取法西方,散文更多地继承传统,小说则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不是同化,也不是背离,而是更为艰难而隐蔽的‘转化’,使传统中国文学在小说转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五四”新小说,是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样板”,进行移植、变革、创造的。很容易造成水土不服、难以成活的现象。这就必须一方面要强化小说的本土性、现实性,另一方面要激活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使现代小说的根基建立在现实内容和民族魂魄上。

李健吾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几乎是一个“全能选手”。韩石山在《李健吾传》“新版序”中,列数了许多评论家对李健吾在各个领域的高度评价后说:“噢,这么说来,该叫他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你还是急了点。”“那就再加上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2]他一生创作与改编的戏剧剧本有四十多个,外国剧本改编占大多数,代表作有《十三年》《梁允达》《金小玉》《秋》《这不过是春天》等。他以刘西渭为笔名发表文学评论和戏剧评论,著作有《咀华集》《咀华二集》《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等,他的评论不以判断作家作品的优劣高下为目的,着重抒发自己的艺术感受与发现,褒贬分明,被称为印象主义批评。他有大量的小说、戏剧翻译著作,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的小说,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戏剧。他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著有《福楼拜评传》《司汤达研究》《莫里哀的喜剧》等专著与专论。他还创作有不少散文,有散文集《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切梦刀》,1964年发表的《雨中登泰山》曾被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201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集》11卷,201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李健吾译文集》14卷,两书总字数九百余万。

李健吾在小说创作上成果丰硕。从1923年到1944年,在二十余年时间中,创作短中长篇小说35部(篇),总字数48万。小说取材广阔多样,有乡村生活题材,有城市中下层生活,有战争军人故事,有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生存。短篇小说重要作品有《终条山的传说》《牧羊小史》《坛子》《机关车》《使命》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西山之云》;长篇小说力作有《心病》。他在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上,既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特征,又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元素,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中国现代小说。他是“京派”小说中的中坚作家。

“京派”是上世纪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留在北京从事文学活动与创作的自由知识分子作家,松散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流派。这一群体先后出版了富有文学流派意味的《骆驼草》《文学月刊》《学文月刊》《水星》等文学刊物。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流派确立的标志。1937年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成为流派的“重镇”。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各个文学门类中,李健吾是身兼数职,不可或缺。他在16岁中学时期,就创办刊物、发表作品,在北京文坛崭露头角。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受到鲁迅、茅盾的关注与好评。20岁在清华读书,受教于朱自清等先生,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西山之云》等中短篇小说,在文坛上风生水起。27岁留法归来,不仅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更捧出了沉甸甸的传记文学《福楼拜评传》,先后被聘为《文学季刊》《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委、编辑。他不仅是这一群体的活跃分子,也是实力派作家。

“京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群体,但作家们却有着相对一致的社会观念和文学信念。朱光潜在主编的《文学杂志》编者文章中,鲜明地亮出了这一流派的文学宗旨,不仅反对“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而且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不健全的文艺观”[3]。主张“使文艺植根于人生沃壤”,“尽量地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4]。从李健吾的评论与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是认同并践行这些文学思想和理念的。他承传了“五四”文学精神和思想,却不剑走偏锋,他不赞成“左翼”文学那种激进的文学倾向,也不苟同“右翼”文学那种保守的文学主张。他把自己的艺术视野和笔触,投向广大的、偏僻的社会人生,乃至底层社会和民众;努力用现代思想和理念去观察、审视表现对象,又竭力发掘生活和人物中的普遍价值观念。这样就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深远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民族韵味。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对李健吾也有着潜在的影响。这一社团中的重要作家,如郑振铎、王统照、朱自清等,同李健吾都有紧密关系,他与他们的思想观念有诸多共鸣。这一社团主张“文学为人生”,“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这些基本思想同京派是相通的。但在如何看待现实政治、现实生活这些重要问题上,李健吾乃至京派作家,与左翼作家是有区别乃至分歧的。激进的、左倾的文学理论认为:所谓现实就是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现象与问题,文学应当追踪和表现这种现实变动。而李健吾认为:“现实即是真实。只要现实——那最高的现实存在,一部艺术作品便不愁缺乏时代的精神。”[5]“过去属于历史,在它没有过去以前,它原本即是现时。”[6]他把真实、现实、历史,进行宏观思考,打通了之间的壁垒,扩展了现实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一思想支配着他去观察和表现更广大、更深远、更细微的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

青年学人段修娜说:“李健吾不仅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更有发达的理性文学批评,其小说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创造是在自觉地融合本土文学传统和外来艺术新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也体现了李健吾在小说艺术方面的巨大创造潜能。”[7]确实,李健吾蹚出的是一条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小说之路,但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涉猎领域太多,他未能在小说创作上不断深入、拓展精进,写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精品来。同时,正如钱理群等所说:“李健吾在话剧、评论、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有许多成就,小说文名反而被掩。”[8]乃至建国之后,研究李健吾小说的成果极少。使他的小说处于被淡忘的状态。现在,我们要重新发掘和评价他的小说,进一步认识二三十年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和独特价值。

培植社会的、人生的根基

现代小说的变迁,不仅是艺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与思想上的。而且二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上世纪初期风行的“鸳鸯蝴蝶派”,虽然也算一种新的小说流派,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旧小说的一种“翻新”。而30年代初流行的“新感觉派”,所表现的内容与思想虽有一定的时代性,但大幅度采用的意识流方法却是“舶来品”,难以让更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文学研究会小说、京派小说,都把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作为自己的创作圭臬。尽管对现实的理解,各个流派、每位作家不尽相同。这样就使这类现代小说,深深植根于当下的、民族的土壤之中。在小说艺术形式的融合上,沈从文、废名等更具有中国古典小说韵味,而李健吾则呈现出较多欧化特点;但由于李健吾小说内容与思想的民族化、本土化,使他的小说接受同样通行无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的状态。李健吾作为一位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虽然生活阅历还算丰富,却远离革命斗争的中心,但他努力表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如乡村、城市、战争,深入更多样的人生,如农民、市民、军人、知识分子。通过表现现实的、历史的“枝节”,去呈现“老中国”的面貌与走向。《哨探兵》是一篇情节精巧、背景阔大的小说。它表现了军队在内战中,两支部队在战前各派化妆的侦察兵互探军情,发生在茶馆的一幕情景。两位侦察兵对坐饮茶,心知肚明,却佯装不知。但当本地恶棍出场,开茶馆老人讲述了恶棍杀子暴行后,两位侦察兵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同时出手制服了恶棍,保护了开茶馆老人。二人也各走一方。小说揭示了内战给社会、给民众造成的种种灾难,乡村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斗争,普通士兵依然恪守着的良知与道义。中篇小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之作,发表后朱自清撰文给予好评。小说展示了民国初期,两支军队内战,一支败军退守到河南与湖北交界处一个镇子上。大批的民众已逃亡,军队所到之处抢劫、奸淫,一片混乱、恐怖。就在这样的情势中,排长王有德巡查驻地,发现手下的三个士兵正在欺凌一个姑娘,就在他们即将动手的时候,他轰跑了士兵,救下那个叫章玉姐的姑娘。他要送姑娘回家,姑娘却硬是不肯。原来姑娘是镇上一位财主的女儿,由父亲主婚要把她嫁给一个丑而懒的男人。她宁愿跟随大兵远走高飞。而王有德也喜爱这个漂亮聪慧的姑娘。二人在野地里的山岗下度过一夜,第二天在附近的村子里拜堂成亲。后营长派王有德以贺喜为名去敲诈章家,他又带新婚妻子去拜望章财主,终于让老岳丈接受了这门亲事。小说不仅揭示了旧军队的软弱、腐败、堕落,以及内战给社会、民众造成的各种灾难,同时表现了乡村社会封建婚姻的根深蒂固,一个士兵、一个村姑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挑战。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传奇性,叙事人物与视角也别出心裁。

京派作家一方面发掘、表现乡村田园的古朴、美好,另一方面在揭露、批判城市与城市人的假、丑、恶。正如严家炎指出的:“京派所谓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并非否定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文明,而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特别是揭露拜金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扭曲。”[9]李健吾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更多一些,写城市生活的小说稍少一些。但有几篇写城市的小说,格外深切、犀利。《买卖》展现了北京大杂院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矛盾纠葛,揭示了普通人幽暗、扭曲的精神情感世界。一方小院子,三面九间房,住着三户租户。二房东马麻子,他的年轻媳妇,“我”——何其玉,还有一位带着孩子的老年寡妇。同是底层人,但却为房租,为一顿饭,为几张戏票……互相疑神疑鬼,勾心斗角。“我”与房东年轻媳妇有共同语言,竟让马麻子抓住“把柄”,命媳妇联手“挖坑”,榨取“我”的钱财。城市社会拜金主义、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现象,让人不寒而栗!长篇小说《心病》,在更宽阔、复杂的背景上,描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北京的三家中产官宦家庭,秦家、洪家、朱家,他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往来和家运变迁。特别是儿女们的爱情婚姻故事。这些家庭中的男主人,在衙门供职,地位不高不低,薪水不多不少,但却维持着中产家庭的规模、门面,住着独门独院,雇着男仆女佣,出门要坐马车。这样的情节故事,颇有点《红楼梦》的味道。小说的中心情节,是秦家的大女儿绣云与洪家的外甥陈蔚成的一场悲剧婚姻。绣云是一位传统女子,婚姻大事听凭父母做主。陈蔚成是一个大学生,但婚姻上只能受舅母、舅父支配。在现代社会,两个年轻人却按照旧式婚姻,强行结合在一起。新婚之日,触电致残的陈蔚成以为迎娶的是儿时所恋的芳,想不到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子;而绣云本想着新郎是一个文雅、英俊的大学生,却变成了痴呆、丑陋的残疾人。于是陈蔚成悄悄离开家庭,走上自尽之路。绣云本想维持无爱的婚姻,但却只能落得守寡的命运。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又让读者联想到“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中国已进入新旧交替的现代社会,但古都的这几户人家依然遵循着陈腐的封建婚姻礼教。这种礼教依然支配、主宰着年轻人的命运。陈蔚成、绣云已是现代新青年,但他们在家庭中还是弱者,不得不受旧式婚姻的束缚、摆布,成为无辜的牺牲者。李健吾在小说出版时的“跋”中说:“生活在这阴暗角落的男女,蒙着传统的灰尘,呼吸着恶浊的空气,心灵自来就不健康。”[10]小说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心灵不仅浸泡在传统的染缸中,而且熏陶在现代的迷雾中,使他们整个的精神、情感都被扭曲、异化了。小说表现出作家沉重的启蒙、批判意识。

表现城乡社会底层民众特别是妇女的生存命运,体现作家的人文情怀与社会反思,是“京派”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位妇人的堕落》以自叙的形式,讲述了“我”——一位城市女子,从父母或走或亡、寄寓教会学校,到在教母抚育下成长、与一男子相爱,到丈夫变心堕落、自己带着孩子走投无路,到决心离婚出走、法律判决孩子随父。把一个城市底层女子的曲折命运、忍辱负重、孤苦无依的现实处境写得力透纸背。在这里,到底是女人的堕落?还是男人的堕落?或是整个社会的堕落?答案是明明白白的。《坛子》写的则是乡村社会女人的遭遇。这位女子年轻时“上眼”、勇敢,与喜欢的男人远走他乡,最后贫困归来,丈夫早逝,曾经喜爱她的老头子收留、续娶了她,但在家里却受到后儿后媳的百般欺辱、役使。老头子死后她被小一辈的钱娃收留,年轻人竟在酒后欲行非礼,她奋力反抗。一个女人历经三个男人,在哪里都得不到安宁、幸福。这样的女人,在乡村社会并不少见。

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转型中的人生追求、探索,他们精神情感的变化、走向,是李健吾小说的一个突出主题。探寻、剖析知识分子问题,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传统,李健吾继承了这一传统。《使命》中的小学、中学教师以及二年级大学生,一行六人,趁着政治事变、学校停课、临时失业,共同约好去偏远山村搞思想道德建设、文化启蒙。他们在荒凉的山村召集农民开会,苦口婆心地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收获的却是麻木、敷衍、怀疑,甚至“告密”。但当他们来到一个被西方教会管辖下的村落,却让他们大吃一惊。这里表面看来教徒虔诚、神父庄重、一片平和肃穆;实际上政教勾结,充满欺骗暴行,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青年们的想象、理想,瞬间破灭。他们真正认识了底层社会的沉重、复杂,一些西方教会进入乡村的隐患、危机。知识分子的幼稚可笑、束手无策。中篇小说《西山之云》,写的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萧方璧,在城市和学校感到沉闷、无聊、苦痛。趁着假期到西山避暑,期望在大自然中获得放松、休息。不期然却遇到了自然、朴实、美丽的有夫之妇竹贞,不由地滋生了爱情。其实大学生爱上村妇,并非真正的爱情,他爱上的是一种纯朴、实在、担当的人生状态。但却点燃了竹贞深藏的情愫,导致了一场不应发生的悲剧。最后,竹贞当兵的残废丈夫归来,发现了妻子与大学生的隐情,雇人活活打死了妻子。萧方璧在悲痛中决心带走竹贞的养女回城。年轻大学生的这趟西山之游,目的在于从精神困境中走进大自然,但竹贞的出现使他发现了另外一种充实的人生。当他知晓她处在婚姻的绝境中时,他希望拯救她,私奔远走,想不到美好的愿望却把她送上一条死路。知识分子面对底层社会,面对被困的民众,竟然是这样脆弱窝囊,甚至把好事办成坏事。作家痛切地揭示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反思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使命面前的无能为力。

李健吾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他秉承“五四”精神与思想,遵循“为社会”“为人生”的文学宗旨。但他又像大多数京派作家一样,疏离政治意识形态,避开社会热点与焦点,使他的小说难以与社会和读者发生更多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小说的一种局限。但他的小说着力表现中国社会普遍的、边缘的生活和人物,在今天读来倒更显示了一种长久的艺术生命和魅力。

注入传统的、地域的魂魄

李健吾有着丰厚的中西方文化学养与积淀,他有条件、有能力把二者进行融合,特别是把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注入小说创作中。他认为:“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后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我梦想去抓住属于中国的一切,完美无间地放进一个舶来的造型的形体。”[11]这就是说现代小说的思想意蕴、表现形式等,可以取法西方小说;而故事与内容、文化与精神等,则应该是中国的、民族的、地域的。同时要把中西方元素,进行融合、再造,变成完美的艺术。他的审美思想、小说理念,比之单纯的小说家,更为丰富、成熟、超然。

怎样在小说中体现一种传统文化呢?其实它就灌注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氤氲在文本的时空之中。读李健吾的小说,常常能感受到那种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也能偶尔感受到那种平和超然的道家文化。但这些并没有冲淡他的小说中那种自由、民主、启蒙、批判的时代主题。这种传统的、地域的文化“魂魄”,更强烈、集中地彰显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李健吾刻画了城市人物的病态性格和心理,同时书写了底层社会特别是乡村人物的正面性格和心理,在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一种传统文化性格。《末一个女人》中,作家揭示了三十年代的国内战争中,正规军清剿土匪武装,往往不是一种正义行动。有些村庄是为了抵抗官府的征粮征税,才无奈成立自卫队的,官军不分青红皂白予以剿灭,实际上变成了“土匪”。在这样的情状下,作家刻画了一个独特的老奶奶的形象。堡子被官军攻破,自卫队大部战死,民众悉数逃走。老奶奶的丈夫、儿子在战斗中死亡,她坚守在家,埋掉儿子,要守护亲人的冤魂。官军安抚她,要她干做饭、洗衣的杂活。她不能不从,但却变得沉默、痴呆。但当连长来驻地宣读上峰的嘉奖令时,她突然愤怒地喊道:“谁是贼,问问你们自己?”并控诉了官军入侵、烧杀掠夺的罪行。最后,在月黑风高之夜,她悄悄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要烧死官军、报仇雪恨。她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却被兵士扔进了火海。小说写得低沉、酷烈、悲壮,塑造了一个沉默、忠贞、坚韧、抗争的底层妇女形象。在她身上凝聚了底层民众的一种宁死不屈的传统精神与性格。《又一身》讲述祖父、父亲、“我”,一家三代人决然从军、为革命事业捐躯,留下血染的军装、作为家传之物的故事。尽管三代人的时代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我”参加的是“北伐军”,但都信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道义。祖母、母亲两代女人,虽然不忍一代一代男人去当兵,但一旦男人出征,又能深明大义、支撑家庭,度过艰难的生活。他们都是一些平头百姓,但都懂得家国一体,把卫国保家当作一种应尽的职责。这样的文化传统与信念,或许只有中国人才有吧?

表现地域形貌和地域文化,是中国现代小说发现、发掘的一方文学“富矿”。无数个地域的形貌和文化,才构成中国姿态纷呈的地理和文化,而每一地域的特征和文化,又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作家,正是凭借独特地域走向全国、享誉文坛的。吴福辉说:“‘京派’小说并不限于表现旧北平,它的色调也不仅仅统一在地方性的京味上面。‘京派’的文学世界远比这个广大。……但是更多的京派作家主要写的是农村。”[12]譬如沈从文创造的湘西世界,废名书写的湖北故乡与北京城郊风景,芦焚营造的河南果园城天地,汪曾祺描绘的苏北乡镇图画…… 这里还要加上:李健吾打造的晋南乡土世界与文化。

李健吾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晋南的乡村度过的。直到10岁时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辗转在北京、上海之间。但乡村已成为他的生命与精神之根,即便是在大都市,也依然与故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只要有机会就会回故乡的土地上走一走。在他的全部小说中,有写北京古城生活和文化的,如《一位妇人的堕落》《死的影子》《心病》等,但地域特色并不鲜明。而他写故乡晋南的小说,则洋溢着浓郁的晋南韵味,并倾注着他全部的赤子感情和生命体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地域小说大都出自他的青年时期,还缺乏理性的沉淀、缺乏精心的构思,因此显得清浅、稚嫩一些。

《终条山的传说》是李健吾18岁上中学时的作品。作家的故乡就在终条山下。这是山西南部一座长条形大山,横跨临汾、运城、晋城三地,是山西南端的屏障。小说描绘了这座美丽、神奇、富饶的大山,记叙了流传在这里的神话传说,书写了这里的农民代代相传的农耕生活。他们“安分守己,诚实不欺”,“太阳、月亮是他们惟一的作息标记”,“关帝、岳爷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1935年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入了这篇作品,并在“导言”中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13]鲁迅肯定了这篇小说文采的“绚烂”,窥见了用口碑和文字传颂的——晋南人的形象和精神,晋南人成为中国农民的某种代表。李健吾对终条山地域特色的书写,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晋南土地的了解和认识。

《田原上》表现了晋南地方风俗与地域文化。小说原拟写成中篇,最终成为短篇,情节显得松散,但主线是突出的。作品在晋南农民日常生活的画面中,演绎了一个错位的爱情、婚姻故事。望生与张木匠的女儿真心相爱,但张木匠欠望生爹一笔旧债,经过赵掌柜别有用心的撺掇,张木匠以女顶债许配给望生爹作续弦。这样的事情,在开放的地方大约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古老的晋南并不奇怪。在这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是婚姻的准则。而望生与张木匠的女儿,虽是民国年代的青年,渴望着爱情、婚姻的自主,但却没有力量、勇气去违抗传统婚姻与父母之命。作家表现了乡村农家的伦理亲情、父慈子孝、阖家和睦与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品德,刻画了望生、望生爹、张木匠、张木匠女儿的传统文化品德和性格;更揭示了旧式婚姻的荒唐、严苛、不人道。他是怀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去写地域风俗和地域文化的。总之,李健吾在地域小说上是卓有成就的,他丰富了山西乃至全国的地域小说,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建构现代、传统相契合的小说叙事

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叙事体系所结出的艺术“果实”。要把二者从内容到形式融合在一起,谈何容易?但众多的新文学作家,硬是凭借他们丰厚的中西方学养、执着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实现了二者的完美融合。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可谓博大精深,但它的叙事套路、劝诫主题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而它的文体形式如传奇、章回、笔记体式,表现方法与手法如白描、空白、写人等,依然可以“激活”,成为新的艺术形式。西方现代小说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发展神速、花样翻新,但移植到中国未必水土适应、读者买账。这就需要大胆实践、谨慎选择,把那些优秀的表现方法与手段,如创作方法、结构模式、叙事语言等积极“拿来”,形成一种全新的艺术。找到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契合点,取长补短、打碎重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就应运而生了。应该说,中国现代小说具有更多的西方小说特征,中国古典小说的元素、方法等,经过“转化”,才成为现代小说的支撑、血肉。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大胆引进、探索的时期,到三四十年代就成为融合、建构的时期,古典小说传统得到了创造性继承。现代小说的基本形态,一直发展到今天,没有重大改变。在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中,“京派”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李健吾所说:“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其当,增加美丽;否则过犹不及,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14]他肯定了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但又突出了形式乃至语言——辞藻的重要性。而一个作家不懈追求的,是小说艺术的完整与和谐。

小说的创作方法在作家的创作中是至关重要的,它往往决定着作品的基本面貌和艺术风格。严家炎在谈到“五四”之后小说的诸多变化时说:“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创作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就是以自觉的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各种新的创作方法(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感觉主义)的运用。这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使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使新小说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小说都和现实的人生结合得更紧密了。”[15]古典小说中,本身就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但却没有把它梳理、提升成一种系统理论。在李健吾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原本的、基础的创作方法,它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不隔绝,现实主义可以充分运用别的创作方法,以表现出更真实、丰富、超拔的现实来。他的小说大部分有着丰厚的现实主义根基。譬如写乡村生活的《田原上》《牧羊小史》等,把乡村的社会情状、人生百态、自然风景、地域特色等,写得真实、鲜活、深情。譬如写城市生活的《心病》《张太太这样的母亲》等,把城市的五光十色、人情冷暖、人性变异、精神困境等,写得逼真、丰富、透彻。这些小说显示了作家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底,但其中也运用了其他创作方法。他的小说有一部分运用了浪漫主义方法,譬如《西山之云》写一位城市大学生爱上一个村妇、还要带她逃离大山,譬如《无名的牺牲》写两位异国青年在战争背景下、那种生死爱情,都是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情节。这些爱情故事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恰恰显示了这些青年男女对自由、对爱情、对精神的追求。李健吾小说有少数篇章采用了现代主义方法,譬如《母亲的心》用静态画面、精雕细刻了一位母亲对失去的孩子的回忆、想象、悲痛的心理活动,运用的是新感觉主义与意识流手法。譬如《影》用碎片化的情节呈现了两位恋人的谈情说爱,时有时无的影子对他们的窥视,使用的是朦胧的、蒙太奇的表现手段。李健吾十分爱用意识流表现手法,譬如《最后的一个梦》中的大学生对表妹的相思病,使他沉浸在一种想象、幻想的世界中。但李健吾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神情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的,较少直接地、静止地刻画人的内心,这样就使读者的阅读毫无障碍。他还善于运用象征艺术手法,譬如《坛子》中那个古老、丑陋、易碎的醋坛子,就是主人公乃至乡村妇女悲剧命运的象征。《又一身》里一家三代人的战场血衣,象征了军人的尽忠报国的悲壮精神。

中国现代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情节结构的自由开放与丰富多样。中国古典小说主要是一种由“说书人”“说故事”的叙事文学,模式较为单一。西方现代小说主要是一种供人阅读的书面叙事文学,在情节结构的营造上就有了广阔天地,多样的创新。中国新文学作家多方引进、博采众长,又汲纳古典小说的结构手法,形成了姿态纷呈的现代小说结构形态。李健吾的小说在结构形式上也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情节结构小说所占比例最重,譬如《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全篇讲述的是当兵的排长与一位财主女儿的相爱婚姻故事,叙事人就是排长,故事波澜起伏,紧凑完整,大团圆结局。而章节的安排上,又继承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叙事人的讲述颇有点传统说书的味道,是中西两种结构形式的创造性融合。人物小说模式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重心的,譬如《末一个女人》中的老奶奶,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人物遒劲有力。譬如《死的影子》里那位旗人后代,选择了由浅入深的手法,揭示了他的精神世界,形象独特。但总体看来,作家笔下杰出的达到典型高度的人物形象并不多。意境小说模式是着力创造独特环境和氛围的,譬如《乡绅的国事谈》中几位乡绅在乡公所里的高谈阔论,譬如《猎》里几位官兵从地里到家里对一位军官的紧追不舍,都是情景浓郁的意境小说。自叙、心理小说是以人物的叙述展示意识、心理、情感为主线的。譬如《一位妇人的堕落》是“我”——一位城市的底层女子给教会学校教母的一封信,把一个悲苦女子的人生命运与精神困苦,倾吐得如泣如诉。小说情节结构的精心选择与营造,不仅有利于更真实、深广地表现社会人生,同时提升、扩展了现代小说的审美品格。

现代小说的叙事语言,不再是单纯的叙述工具,而是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它承载着叙述事件、凸显人物、体现作家艺术风格的多重“使命”。李健吾的小说语言蕴含着多种成分,总体看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语言——雅致、丰沛、清晰;有欧化语言特点,舒缓、飘逸、理性,流溢着法兰西意味;更有民族语言特色,明朗、温厚、阳刚;还有晋南方言的底蕴,质朴、厚重、刚正,从一些词语中能读出晋南人的“憎”劲。他的小说,由于题材、人物、视角等的不同,往往一篇小说是一种叙事语言、一种艺术风格,很难用几个词把它概括出来。他说:“从我晓得什么叫做文学创作以来,我把风格看做一种人生的质素,可以因人而异,因书而异,不必篇篇雷同。不是人生之外另有什么风格。风格区别作者的个性,然而也区别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方法,合起来看,全是我,一篇一篇去看,是不同的我的经验。”[16]这样的小说追求,是独辟蹊径的。

注释

[1]陈平原:《中国小说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第231页。

[2]韩石山:《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页。

[3][4]朱光潜:《我对于〈文学杂志〉的希望》,《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页、499页。

[5][6][14李维永编:《李健吾文集》(文论卷1),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页、319页、64页。

[7]段修娜:《向人性深广处探寻:李健吾小说创作的现代性》,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3月10日。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9]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0][16]李维永编:《李健吾文集》(小说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94页、326页。

[11]张洁、许国荣编:《李健吾文集》(戏剧卷1),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90页。

[12]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1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15]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