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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 | 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一)

2022-7-29 16:59| 作者: 穆涛|编辑: admin| 查看: 1018| 评论: 0

中国官制的起和伏
  官员不仅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象征,在古代要称呼老爷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指的不是个体职级的力道,是就整个官制体系而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部落制之后,构建的第一个制度体系,就是职官体统。时间是西周初年的周成王时期,顶层设计人是当年的摄政王周公姬旦。这个官制体系严谨而缜密,自周天子以下,分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每个序列层级分明,从主官到僚属,职责与职能清晰具体,甚至规定了职数与编制。天官63职,地官78职,春官70职,夏官70职,秋官66职,冬官佚失,到汉代以《考古记》补入“工匠”30职,共377职主官。前五个官衙序列供职人数57079人,如果加上佚失的“冬官”序列人员,总数在6万以上。
  这个官制体系,在周代初名《周官》,汉代修订为《周礼》,后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周公姬旦设计出台的这个官制体系,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或者称为设计缺失。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少数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二是担任相应官职的人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资质,职官体系是国家管理的脉络和框架,职责不仅是国家管理,还须推动社会进步,各层级官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称职?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问题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称为“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一朝,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行内人,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官考用书由“五经”增为“十三经”,具体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而“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
  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融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基本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
《周官》的制度设计
《周官》是一部政治工具书。
《周官》是中国第一部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以及职能分工的专著,涵及官制、田制、税制、法制、礼制、军制等内容。据汉代学者考据,《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姬旦:
周公居摄作而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      ——汉·郑玄
这一段话,包含着西周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袭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任摄政王,总理国家行政。周公居摄期间作《周官》,创立国家管理制度。当时的国都在西安,为强化对东部地区的管控,修筑洛邑,即洛阳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
《周官》一书在秦朝经历焚书之祸,被列为禁书,一度凐没。到汉武帝时,献王刘德从民间发现《周官》真本,献于朝廷,但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点典籍,此书立为官学,才首度公开。但此时仍称《周官》,到东汉时,郑玄为《周官》疏注,正式定名《周礼》。
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兄长,受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号“献”,史称“河间献王”。此公对中国古典书籍的保护和整理贡献巨大,秦始皇的“焚书”祸火,致使大量古籍失传,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挖掘整理而成的。《汉书》中,对献王刘德的特殊贡献有具体记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孔门弟子)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景十三王传》
《周官》把国家管理分为六个系统功能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总原则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掌“邦治”,即国家政务之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天官的编制,上起“大宰”,下至“夏采”,共63职,“大宰”也称“冢宰”,是天官序列最高职官,也是六官之首、百官首长,执掌天下政务,辅佐周天子治天下。
地官司徒掌“邦教”,即国家教务之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徒”,下至“槁人”,共78职,“大司徒”是最高首长。地官司徒所掌“邦教”,不仅仅是国民教育,土地之上的事物均是其辖制之责任。归纳着说,有八个方面:一是官员政教,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二是执掌税赋,力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三是执掌山川湖泽物产;四是指导农业生产;五是执掌粮食物流与仓储;六是市场监管与督查;七是国民教育和风化训诫;八是祭祀事务。
春官宗伯掌“邦礼”,即国家礼政之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的编制,上起“大宗伯”,下至“神仕”,共70职,“大宗伯”是最高首长。礼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国之大事,具体职能有七个方面:一、执掌国家礼仪事务;二、执掌乐事;三、执掌卜筮 ;四、执掌巫祝;五、执掌日月星辰观测及历法;六、执掌天子车行旗帜;七、执掌宗庙祭器及文书管理。
夏官司马掌“军政”,“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的编制,上起“大司马”,下至“都司马”(家司马),共70职。“大司马”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四个方面:一、统率军政事务;二、邦国划界分疆,通财度量,徕民致贡;三、执掌马政及马匹驯养;四、执掌天子车行。
秋官司寇掌“邦禁”,即国家司法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寇”,下至“家士”,共66职,“大司寇”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六个方面:一、执掌刑法狱讼;二、执掌各项禁令;三、执掌隶民;四、执掌盟约事务;五、执掌王国与诸侯国及域外国(蛮夷)纠纷事务;六、执掌辟除。
冬官职事失传,秦始皇的焚书之祸,致使《周官》中“冬官”佚失。汉代以《考工记》补入。依《周官·天官》中记载,冬官掌“事典”,即国家事务官。职能涉及“富邦国,养万民,生万物”。
依《周官》设计,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一种。“国有六职”,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考工记》记载“工匠”六种: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
攻木之工七种: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种:筑、冶、凫(乐器)、栗(量器)、段(金属工具)、桃(刀刃兵器);攻皮之工五种:函(铠甲、皮甲)、鲍(皮革)、韗(皮鼓)、韦(皮加工)、裘;设色之工五种:画、缋、钟(羽毛染艺)、筐(布帛印花)、㡛(丝染);刮摩之工五种: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两种:陶、瓬。
《周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功能系统结构国家管理框架,到隋唐之后,定型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
太仆正与大司徒
《冏命》和《君牙》是《尚书》中的两篇文献,文章体例旧称“册命之辞”,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官员任前谈话。谈话人是周穆王,被谈话人是太仆正伯冏和大司徒君牙。
这两个职务有代表意义,大司徒位高权重,太仆正职级不是很高,但职位显赫,是国家领导人事务总管。
太仆正又称“太御”,是掌管周天子事务的总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周礼》官制中有“太御”和“大仆”之职,太御是中大夫,是周天子近侍之臣的主官。大仆是近侍之臣,职位下大夫,“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仆负责周天子出行以及礼仪规制,对外发布王命,掌管诸侯大臣的奏章和上书。“太御中大夫,太仆下大夫,则官高于太仆,故以为《周礼》太御者,知非《周礼》太仆”(《尚书正义》)。到汉代时,“太御”职能分解为“光禄勋”和“太仆”,均加封“卿”爵,位列“九卿”。
汉代以“三公九卿”为国家管理的最高机构框架,皇帝之下,设立三公和九卿。三公具体是,丞相,总理国家事务;太尉,掌国家军政;御史大夫,掌国务监察。九卿具体是,太常,主管意识形态;光禄勋,皇帝事务总管;卫尉,首都地区卫戍军队首长;太仆,主管皇帝出行,兼管国家马政——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军政物资,由国家管控;廷尉,主管司法;大鸿胪,主管礼仪外交;宗正,主管皇族事务;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宫廷财政。
古代有“加官晋爵”制度,为强调一个职位的重要,加封晋授职级,九卿均在此列。如今也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职务前加“国务委员”或“常务委员”。
大司徒地位显赫,是命官,职能兼容民政部和财政部,到后世衍为户部。周代的大司徒权限更宽,还兼着自然资源部和税务总局的职责,掌“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古代以土地的面积和类型计量税收,“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周礼·地官司徒》。此外,还执掌民事、民政、风化、人民就业等相关事务,其职责与职能的规定也是很具体的。
比如社会分工和就业指导方面,周代把天下事物分为十二个门类,“颁职者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敛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周礼·地官司徒》)。
职业分十二门类,使王畿之地及诸侯国百姓各从其业。一是材料谷物种植,二是瓜果菜蔬,“树艺涓园圃毓草木”。三是渔猎,山林川泽之材物采集获捕。四是畜牧养殖。五是材料加工产业,“饬材”指“百工饬化八材”,古代的饬化八材,指珍珠、象牙、玉料、石料、金属材料、皮革、鸟羽等手工业。六是商贸业。七是女性从事的丝麻纺织业,“化材”指“嫔妇化治丝枲”。八是物流集散,“敛材”指“聚敛疏材”。九是佣工,“生材”指“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十是职业培训。十一是世袭行业,“世事”指“累世专业相传,凡巫、医、卜、筮诸艺事”。十二是杂役服务行业,“涓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
再比如宣化教民方面的“六养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司徒》)。
西周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第一个大时代,终结了商朝的神权模式,完成了由天神到人的华丽转身,进而奠定了以敬天为基础的人伦物理道德的社会形态。这种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即是“六养”,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构建社会维稳体系,其中“宽疾”和“安富”是有现代意识的,“宽疾”是残疾人保障制度,“宽免其劳役”,《礼记·王制》又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安富”是与“振穷、恤贫”对应而言的,“安富,平其徭役不专取”,“言役均平,又不专取,则富者安,故曰安富”。安富,意在消减人们的仇富心理,使富人心安。振穷和恤贫是社会公平,安富也是社会公平。
大司徒还兼管基础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交、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待续……)

【作者简介】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著作12部,《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