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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散文叶梅:幸福二队

2022-2-17 17:07| 作者: 叶梅|编辑: admin| 查看: 1327| 评论: 0

  一
  虚岁十六那年,我去当了知青。
  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然后就开始文革,一直在停课闹革命的状态中。那时我家里的情形很糟,父母被批斗审查,满街令人心惊胆战的大字报和冰冷的目光。我躲在母亲狭窄的小屋里,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苦闷和忧郁占据了十六岁的花季。
  这时遇到女同学力勤。她几乎和我同命运,她爸爸也被打做“走资派”,被弄到长江边上的小县城巴东当搬运工,妈妈出身地主,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遇见她时,她正张着两只茫然的大眼睛在巴东街上徘徊,我们俩在江边的码头不期而遇,那段时间刚好我到巴东的嘎嘎(姥姥)家,没想到碰到恩施的同学。当下俩人站在街头就滔滔不绝地聊起来,我们在同一所初中上学,不同班,虽然认识,但在学校却没怎么说过话,此时倒像是多年的好友。一番交谈之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结伴插队去!
  十六岁的女孩被自己的果敢和即将面临的人生而大受鼓舞,心情振奋,想到马上就会摆脱身边窒息的空气,不禁如释重负。三天之内雷厉风行,自己办妥了报名登记、下户口等一切手续,我妈给我二十块钱,到街上花十五元买了一口木箱,收拾进一些衣物,又捆了一床被褥,于1969年腊月廿五,带着行李挤上了开往山里的班车。
  要去插队的地方叫湖北省恩施县鸦鹊区(多年之后改名为崔坝),距我家当时居住的恩施城三百多里,不是每天都有班车来往,辗转两天之后才到了区公所报到。那里有一位人称“大脑壳”的干部负责接待知青,大脑壳看上去有点凶,但言语却温和,在决定往哪个生产队派的时候,他歪着脑壳征求我们的意见,要说我们人地生疏,哪分得清东南西北?但突然脑子里一闪,我跟力勤说,我们把行李放在区里,先到附近转转再说好不好?
  大脑壳说可以。我和力勤就走出区公所,漫无目的地沿着公路往东走去。正是冬季,即便是南方的山上,树叶也早都枯黄了,有气无力地掉落着,脚下的公路是沙石路,走着走着,小石子就钻到了鞋里,不一会儿就得站住脚,脱掉鞋磕打几下,把里面的石子儿倒出来。
  鸦鹊是离县城最远的区乡,我们读书的恩施二中插队可以从三个区选择,另外两个是屯堡和鲁竹,离城只有几十里,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那两处,可我和力勤的父亲是走资派,自觉低人一等,只想离人们远远的,最好是没人认识的地方,也不管人们流传“走到鸦鹊水,见他妈的鬼,吃口苞谷饭,没有漱口水”,又缺水又穷。
  沿公路走了好一阵,一条路灰不溜秋地往前延伸,似乎是无穷无尽,再走只怕回来天就黑了。力勤说,我们回去吧。我不甘心,说再往前走走。上了一个小坡,又往下走了半里地,突然看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口深潭,我的心一下子欢跃起来,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口气跑回区公所,对大脑壳说,我们就去有那边有一口潭的生产队,大脑壳想想说,哦!你们说的是水龙潭吧?他提起笔往我们的派遣证上填了一行字,然后说,去吧,我让公社来人接你们!
  那行字写的是将要去往的:鸦鹊区幺牌公社幸福二队。
  公社把我们送到大队,大队送到了幸福二队的崔队长家里,崔队长一家三口,儿子华娃子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大门外一下子围上来二队的男女老少,兴奋地指点着我和力勤,人进人出的像过年一样。过去很少有城里人光顾,蓦然间来了两个脸跟灰面一样白(当地人就是这样形容的)的女学生,幸福二队的人又惊讶又欢喜,几乎天天都有人上门,手里拎几个鸡蛋,或是一把腌菜,华娃子更是将一班年轻人召了来,有大胆的女孩儿就上前来拉了手儿问这问那,你们是打城里来的吗?城里都有些啥?看电影还要到屋里去看吗?
  突然间,感觉到很受抬举,一种暖烘烘的感觉从头到脚,心里温暖而踏实。更何况,我们将自己养活自己,对于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少年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一种发烫的力量在胸中膨胀,我们在月光如水的山野里唱歌,对着苍茫而黝黑的群山一串串傻笑,那种滋味兴奋而又放松。很多知青把插队当作受苦受难,但对我和力勤来说,从极为压抑的环境里来到幸福二队,却是获得了一种自由。
  在崔队长家的阁楼上暂住了一两个月,生产队为我们在梁子上的保管室搭了一间偏屋,我和力勤搬了进去,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砍柴挑水,这些最基本的活,都是免不了的。水龙潭边有一口井,方圆十里之内的吃水都得到那里去挑,我们算是离得最近的。但尽管如此,去时下坡,回来一路上坡,下雨时节,小路上的黄泥稀烂,稍有不慎就滑一个跟头,桶也摔了,水也洒了,浑身透湿。力勤比我小一岁,但却比我能吃苦,每逢雨天,她就抢过扁担去挑水,戴一顶竹笠,两桶水压在肩上,她努着劲儿往坡上爬,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走一步往下滑半步,累得吭哧吭哧的。但力勤从未叫过苦,幸福二队的人都以为她一定是苦出身,实际上力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当过县长,对子女管教甚严,给她和两个弟弟起的名字都是勤、学、奋。
  力勤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挤在一个被窝里,常常是说一阵话后,她便朦胧睡去,我则就着一盏挂在墙上的小油灯看书。有时看到半夜,转过头见睡在那一头的力勤还半睁着眼睛,以为她没睡着,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她的大眼睛即使闭着也合不拢眼皮。

  二
  我和力勤大桶挑水,大锅做饭,农忙时,红火太阳下,从田里匆匆赶回小屋,几把搂起柴火,用干透的枞树毛点燃大灶里的火,我在锅台上操持,做“瓜洋芋”吃。这是幸福二队的人常做的最简单的饭食,从屋后摘来一个小嫩南瓜,也不用去皮,和洋芋切成砣砣,先放点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加进锅里,煮得快熟时,香气把小屋都熏满了,然后将调好的苞谷面搅匀倒进去,咕嘟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就着乡亲送来的酸萝卜、腌菜、榨辣椒,一人三大碗瓜洋芋,吃得十分香甜。几个月过后,我和力勤再也不是“脸白得像灰面”,脸上晒得黑红,体重迅速增加,五大三粗,能从十几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粪桶。
  好些年之后,我在武汉东湖一带工作,我妈有一天熬出一罐排骨萝卜汤,喝去却有些苦,我妈没给萝卜去皮,说萝卜小人参,皮蛮好的。我说苦,我妈说苦什么苦?你忘了你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就吃一大锅无油无盐的萝卜,那皮不是也没刮?怪的是你和力勤还都长得胖胖的,比现在胖多了。我一想,是啊,那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年春上,人们撤干了水龙潭里的水,挖塘泥做肥料,一下子打捞起许多鱼儿来。最大的一条青鱼有八仙桌那么长,这在山里很少见。队长想分给大家却不好分,合计了半天问有没有人买,四块钱?也没人答话,幸福二队的人那时都非常缺钱,两分钱买一个鸡蛋,一角钱称的盐可让全家人吃大半个月,四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过于奢侈的巨款。崔队长的眼睛直朝我和力勤看,脸上带着苦笑,他知道就我和力勤手里有点活钱。知青下乡头一年,政府每月给七块钱安家费,与幸福二队的人相比就跟财主差不多,我们隔三岔五到崔坝街上去赶集,不光买油盐,有时还打酱油,幸福二队的农户除了过年,平时没有人舍得吃酱油。
  一咬牙,我们就把那条大鱼买了,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处理,我自作主张,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将鱼剖成两半,说一半红烧,一半做成糖醋鱼腌在那里慢慢吃。鱼在锅里煮了片刻,香味便传了几里地去,我们住的保管室在山梁上,那香味自是四面八方地游走,鱼还没熟,门前已聚了好些人。我们和门前的人一起分享了那半条鱼。鱼汤好鲜,幸福二队的人说那是因为放了酱油的缘故。
  另外半条认真做成了糖醋鱼,醋没有卖的,就向一家农户讨了泡菜坛子里的酸水替代。烧好以后舍不得再吃,用一个钵子装了放在灶头。没想到第二天引来了千军万马,却是敏锐的蚂蚁排成了两条黑黑的长队,将钵子里的鱼肉忙碌地搬向它们的洞穴。我和力勤无论怎样舍不得,也只好把那钵残缺的鱼连同仍然战斗不止的蚁们倒进了猪圈,心中的懊恼自不用提。一条大鱼似乎根本没有解馋,稀里糊涂就没了。但这条鱼在幸福二队的人嘴里流传了很久,地头田间,说出各种各样的做法,反复地咀嚼,成了一时的盛宴。
  虽然年纪还小,已懂得计划开支,每月划算只吃一次肉,吃肉的日子便感觉像过节一样。一次好不容易割回二斤鲜肉,长长的一条,像集上的剃头匠用的那条铛刀布,到家将肉放在灶上,就和力勤到屋后扒些干枯的树枝,准备烧火弄饭。不想抱着柴火走到门口,却见一条黑狗叨着那块肉从屋里冲了出来,不知是哪家没德性的狗,居然闻到肉味,趁屋里没人偷偷摸进门去,将肉从灶上扯下来就啃。我们不顾一切追上去,又是叫喊又是扔石头,那狗拼命逃窜,紧紧含着那条肉,跑跑停停就是不松口。穷追猛打半里地,狗才极不情愿地丢下肉跑了。到跟前一看,肉已被撕去大半,仅剩了一点皮连在骨头上。我俩对着那点皮发了半天呆,到底还是捡了回来,在锅里熬了半碗油渣子,合在萝卜里吃了好几顿,不管怎样,还是比没肉的滋味强。
  后来便划算我们自己喂一头猪,心想把每日的剩菜剩饭利用起来,再手脚放勤快打些猪草,到年底也就有了大肥猪可杀,梦想学当地的农户用松柏树枝熏成腊肉,拿一些回城里过年,可在父母姐弟面前炫耀一番。还有一些余下的挂在灶头,想吃的时候便从容地割下一刀来,或炒或煮。
  不久集体的母猪下崽,队里照顾我们,将生的第一头小猪崽,最为强壮的“头子”卖给了我们,一块钱一斤,总共给队里交了十二块钱。头子比同窝的猪崽要欢实得多,生相活泼,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地走到人跟前,你刚要伸手摸它,它一扭身就跑了,跑几步又回头看看,意思像是让你过来,等你走近两步,它又一颠一颠地跑了,嘴里愉快地直哼哼,眼神里满是得意。
  有了猪可我们没有猪圈,头子因此便成了幸福大队最自由的猪,白日里满世界疯跑,夜里便睡在我们床下。头子善解人意,从不在屋里拉屎撒尿,只是夜里放松地打鼾,细细地一起一落,好像山里刮过的小风。
  一天,我们正在坡上挑粪,突然有人高叫,说叶梅,你们的猪掉到粪坑里了!我们忙跑回去,那粪坑有十几米深,我们心想头子死定了,没想已有人将它捞了起来,它满身污垢地躺在地上,却还喘着气。给它洗了一个澡,一夜安睡,第二天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幸福二队的人都奇怪,说知青的东西真是好养些,猪都淹不死,还有叶梅她们种的南瓜,肥也不上,倒长得硕大硕大的。
  强壮的头子自然吃的也多,我们那点剩菜剩饭根本不够。在田里做活歇气的时候,男人们喝叶儿茶抽旱烟,我和力勤便同幸福二队的妇女们一样,半点工夫不敢耽误地打猪草。收了工哪怕累得腰酸腿软,也得先到水龙潭把猪草淘净了才回屋,吃过饭就剁猪草,夜里把剁好的猪草放到尚有余火的灶上焖着。为了节省柴火,乡下都是这样煮猪草,随便走到哪家,都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半生不熟的青草味,有了头子,我们的小屋也跟乡间的人家一样了。
  即使这样,头子的吃食还是不够,有时急了连板凳脚都啃。隔壁保管室给集体喂猪的梁伯娘看出我们的窘迫,常常偷偷地将集体猪的食料舀一瓢倒在头子的小盆里,然后快步走开,远远地站着,满脸慈祥地看着头子狼吞虎咽。
  梁伯娘的女儿菊子和我们同年,常常拉我们去她家吃饭,幸福二队的人家里都不富裕,可生性好客的土家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好吃的留着给客人。在梁伯娘家,除了吃到稀罕的腊肉,还有伯娘煎出来的鸡蛋卷,她用一个小小的铁火炉,放几块干柴烧成的炭,架一个小锅儿,用勺子将打好的蛋液轻轻地倒进去,摊成金黄的蛋皮,再放进豆腐芝麻粒,就在锅里卷好了再煎上片刻,一个小巧的蛋卷儿就随着香气出锅了。我们在一旁看着,口水直滴,说伯娘,您家太过细了。梁伯娘笑着不慌不忙地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东西要做得好吃,就要过细。
  真到金黄的蛋卷摆上桌,我和力勤却舍不得动筷子了,那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梁伯娘家里人一个劲地催我们快吃,后来索性将蛋卷一个个夹到我们碗里,他们自己却一口也没尝,说,我们都吃过了。你们俩赶紧趁热吃吧。
  那年月幸福二队的好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蛋卷对谁家来说都是极奢侈的,但梁伯娘一家为了我和力勤,把自家人过年都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了。
  头子还没长大,我被区里抽送到县里的文工团学演《沙家浜》去了,力勤在乡下待到年底,回城时将一块肉送到我家来,说快过年了,别人都劝她把猪杀了。我半天没言语,我不想吃那肉,虽然我妈将肉炒出来,说好嫩好嫩。我的眼前晃动着头子在场坝上欢跑的样子,还有梁伯娘站在保管室门前,手里提着喂了猪食的瓢瓜,缺了牙的微笑。
  梁伯娘,菊儿,还有幸福二队的乡亲,对我们真好。

  三
  不管有月亮或无月亮的夜里,弯弯的山道上都会有浑厚而深长的号角由远而近,那声音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有着很强的穿透力,在寂静的乡野里独一无二地飘荡着。那往往是在我和力勤吃夜饭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二哥吹着牛角朝保管室走来了。二哥姓龙,光头上盘着一卷黑帕子,一身宽大的对襟黑褂。早春天气,他已大敞着胸,骄傲地露出结实的肌肉。二哥单身一人,收工回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幸福二队的大多数人家都还在煮饭喂牲口忙碌不停的时候,他早已丢下筷子碗出了门。
  二哥从容不迫地走在昏暗的夜色里,他对四周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高低不平的小路不会硌了他的脚。他从容地走着,又从容地举起手里的牛角,然后“呜——”一声潇潇洒洒地吹了起来。那是一只巨大的牛角,黑褐黑褐的泛着光泽,像玉石雕刻而成,二哥用一根红绸将牛角的两头拴住,那样不吹时便可挎在胸前歇歇手。二哥的牛角只有二哥才吹得响,那需要十分的气量,我和力勤曾拿起来试过,任凭吹破嘴皮,也摆弄不出半点声音来。
  走着的二哥不久就来到保管室的场坝,也就是我们住的梁子上,二哥居高临下地朝四面八方吹上一回,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就都从自家的窗户里听见了,他们慌张又兴奋地丢下手里的活,也顾不得爹妈的叫唤,就三三俩俩地到梁子上来了。
  先到的二哥会来我和力勤的小屋跟前,却不进门,斜斜地靠在了门边上,笑着问:吃了吗?二哥脸色黑红,牙齿雪白,即使在沉沉的暮色里也能看得出来,二哥的门牙之间有着一条宽宽的缝,这使他的笑容总显出几分天真。我们说正吃呢,二哥你也吃点儿?二哥说不,已经吃过了。他又偏着头打量我们的锅和碗里,说你们就吃这么点儿,像喂猫儿的,塞我的牙缝都不够。二哥说的是实话,他的食量和力气不仅在幸福二队,但凡知道水龙潭的方圆几十里都远近闻名。
  干活在二哥来说是一件最为愉快和得意的事情,无论是在集体上工还是给私人帮忙,他都从不吝啬力气。他一手可举起半扇石磨,一肩挑起二百多斤,锄头和粪桶要比一般人大两倍。二哥锄起草来像猛虎下山,他微微弯着腰,两条腿刷刷地移动着,雪亮的锄板翻得人眼花缭乱,一眨眼就把旁边的人抛下老远。挑粪背柴的身架更是好看,背上的柴火总是堆得小山一样,却是腰不弯背不塌,吆喝一声“起哟——!”就呼呼生风地走起来,那步子是一溜小跑,带着强烈的节奏,若是挑粪,即使上坡下坎,也洒不下半点来。二哥酣畅淋漓干活的同时还会眉飞色舞地同人说笑,或是大声大气地喊一阵山歌,显出他对各种活计的挥洒自如。二哥劳动的样子令人陶醉,后来我看过许多专业的舞蹈,都觉得没有二哥劳动的样子好看。
  二哥力气大,二哥一顿就能吃下一撮箕红苕或者洋芋。因为他的食量,二哥到了该论婚姻的年龄却一直没说上媳妇。相亲的来过好几拨,看看二哥四壁空空的家,明白二哥是属于挣几多就吃几多的人,不敢再回头。我们很替二哥不平,觉得凭二哥劳动时的英武,无论哪样的姑娘都是配得起的。
  幸福二队的人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很稀罕地吃上一回米或纯苞谷饭,平时都是洋芋出来吃洋芋,红苕出来吃红茗。二哥一张嘴说话就是一股红苕味儿,他看着我们锅里白米饭的眼睛闪闪发亮,但二哥不吃我们的饭,我们一次次地请他,甚至把饭添在碗里端到他面前,二哥都绝对不肯。他会生硬地别过头去,顾左右而言他,说这些家伙们,怎么还不来?
  说着话,家伙们就一个一个来了,他们大都是幸福二队还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女娃子拿着针线鞋底,儿娃子拿着锣鼓家业,大家围坐在保管室里,先替集体掰苞谷籽。吊在房梁上的苞谷棒已经干了,用筷子一戳,苞谷籽就哗哗地掉下来,一点也不耽误嘴里说话。干过一阵,二哥会说差不多了,把锣鼓支起来哟!儿娃子们就兴高采烈地敲起了鄂西大山里最时兴的花锣鼓,女娃子坐在一旁扎鞋底唱“十姊妹”。
  夜里的活是二哥自告奋勇地找崔队长讨来的,穷兮兮的二哥从不愁眉苦脸,他快乐地干活,快乐地吹牛角,敲花锣鼓,年轻人都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早春时节,入夜里便有了浓浓的寒意,大家会用包谷芯子烧起一堆火,烤得脸上都红彤彤的,像抹了胭脂。大家分享着各家带来的炒苞谷花或是红苕片、豌豆籽儿,又往火堆里丢一撮箕洋芋,片刻工夫便会有香气四溢,大家抢着用一根树棍从火灰里刨,顾不得烫手,拍打拍打剥了壳就呵哧呵哧地吃,到最后,人人吃出一个黑嘴巴。
  那些日子里,二哥的牛角就那样夜夜都吹着,它伴随着我们的知青岁月。后来,我和力勤离开了那座梁子,但一直在回想二哥的牛角,一直在猜想二哥究竟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四
  我们在幸福二队辛苦踏实又快乐地干着。
  突然有一天下午,区里带话让我们去,说有事情要找我们。我们很意外,不知何事。到了区里,跟我们谈话的还是“大脑壳”,他先是说,大家都说你们俩干得不错哇。
  接下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大脑壳说,供销社准备招工,区里决定让你们俩报名。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郑重其事地给我和力勤一人一张,我们傻乎乎地接过来,真是喜欢得不敢相信。想当初在城里下户口时,我们都曾悲壮地想,这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了!哪还敢做梦成为一个拿工资的“工作同志”呢?
  暮色黄昏,我和力勤手里捏着招工表,沿着沙石子路往家走,幸福的感觉浓浓的,就跟那渐渐来临的夜色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路说个没完,猜想今后到了供销社是让我们卖糖呢,还是像经常去到的打酱油那儿卖酱油呢?私下里,我想还是卖布比较好,要说布票实在太紧张了,如果卖布是不是会有些布头内部处理?这样做件小内衣什么的方便多了。
  但紧接着没几天,县里要办《沙家浜》学习班,每区去一个人,鸦鹊区选了我去,说是只有一个月时间,去了回来再接着说供销社的事。于是我就去了县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群里,每天咦咦呀呀学唱“智斗”,然后是“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练功,走台步,背着新四军的枪,随着锣鼓点子跑龙套。
  力勤一人留在了幸福二队,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独自在小屋里。虽然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常常来梁子上聚。但热闹总得散去,我们住的小屋离最近的人家也隔着一道山湾,于是她每晚睡觉前都先在门上顶一张吃饭的桌子,再放上两把椅子,这样来压住一个少女的恐惧。后来被梁菊儿她们知道了,晚上赶来给她做伴,这样才好了。
  我在县里待了一个月,跟着一帮人学演《沙家浜》,稀里糊涂的,也不知怎么学,其实是让我们去跑龙套,让我扮一个抱孩子的少妇,上台来就摔了一跤,心里很不愿意,那时候恋爱都还没正式开始,就去扮一个抱孩子的,心里好别扭,老想着回幸福二队去。但学习班结束之后,《沙家浜》还得继续演,各区抽来的大都回去了,但留下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想走还走不了。后来又说要将我就地招工,去学乐器,虽然我内心不情愿,但被几层人管着,动也没法动,就那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地留在那儿了。这事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一开始怎么也没想到的。
  可力勤一直守在幸福二队,在我去县城半年后,有工厂来到幸福二队招收工,区里推荐了力勤,可她却不肯去。招工的人十分纳闷,专门找到她动员,她只是死活不肯,人家不解,问知青都招工了,你为什么不愿走啊?力勤半天才说:“我要等叶梅,我们说好了一起走的。”
  这话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被正式留在了文工团,而力勤直到同时下乡的人都走光了,乡下的知青几乎只剩下她一个,她才进了一家印刷厂。她从未对我说过她是怎样孤独地守在乡下,守着我们的友谊,守着我们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一起走”,她吃过的苦在我面前只字未提。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当年去幸福二队招工的人,他说,咳,彭力勤那个人啦,对你真是够朋友的。从他那里,我才听说了力勤说的这些话。
  我好久无语。后来我问力勤,她只是笑笑,我只能从心里说,力勤,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与力勤的友情一直在延续,力勤上班的那家印刷厂离我所在的文工团相距很近,我们下了班就在一处吃饭、聊天,又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后来调到武汉工作,她从几百公里外的恩施赶到武汉出差,总要到我家住上一两天,进门来就干活,做饭洗涮跟自己家一样,她的脾性跟在幸福二队的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常常舍了自己去为朋友,为他人,还一声不吭。
  时光飞逝,鸦鹊崔坝那地方,80年代有了通往武汉的318国道经过,新世纪之后又有了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经过,过去的闭塞偏僻变为分外的热闹繁华。幸福二队因为离区镇近,也渐渐似乎缩得不见了,多少次乘车从那条曾经的沙石子路——后来的国道上走过,我都竭力想好好看一看幸福二队的模样,但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只是远远地,看见那座梁子还立在那里。让人分外地想念曾经的那一片静谧朴素的土地,在脑子里,就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澈的水龙潭,弯曲的田间小道,包着头帕的崔队长,还有那些幸福二队的乡亲们。
  1979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香池》发表在《长江文艺》,小说里的故事便是以幸福二队的一个女子为原型。知青生活为我开启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门,通往乡村和民间,通往那些最为朴素真切的自然和人性,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珍惜。我一直深深地感激幸福二队所有的乡亲,感激养育过我们的那片土地,让我从十六岁那年真正走向了社会。

  本文选自《根河之恋》,叶梅/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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