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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固然值得书写,天上同样值得着墨

2021-7-4 09:27| 编辑: admin| 查看: 564| 评论: 0

中国航天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数十年鲜为人知的历史可谓震天撼地、惊心动魄、坎坷曲折、悲壮雄伟,无疑值得我们的文学大写特写。何况书写中国航天历史,就是书写中华民族远征太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就是书写中华民族的精神奋斗史,同时也是书写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近年来,总有人不时问我:“你为什么钟情于航天文学的写作?而且一写就写了几百万言的‘航天七部曲’?航天文学写作的难度是什么?”实话实说,40年前我写航天时,压根儿就没想过“为什么”。我以为,一个作家写什么,能写什么,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冥冥中似乎乃命中注定。

我从未想过要当兵,却偏偏当了兵,而且一当兵就跨进了通向宇宙的大门——西昌卫星发射场。彼时的西昌发射场位于大凉山深处一个原始的大山沟,与世隔绝,苦不堪言,我却偏偏在这大山沟熬过了15个春夏秋冬!在那15个孤独寂寞的春夏秋冬里,我最欣慰的一件事,便是坐在荒凉的山坡上抬头看天。天空宏阔辽远,意象沉雄,望着它,我便有一种莫名的天然的亲近感。渐渐地,我的灵魂有了归宿,精神有了寄托,一颗年少气盛的心开始平静下来,天空后来竟成了让我坚持到底的唯一理由。尤其是1984年4月8日晚,我在西昌发射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长征3号”火箭的发射实况。火箭腾飞的一刹那,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发颤,精神和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不仅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人类智慧与力量的伟大,而且还改变了我过去跪着看待人生的姿势,获得了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于是面对星空,我当即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航天的书!也就在这一年,我发表了写航天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接下来又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198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离开西昌来到北京,接着便骑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从中关村出发,开始了我对中国航天秘密历程的艰难寻访;同时也开始了我此后长达20年的“航天七部曲”的创作。

现在回头去看,正是西昌发射场这15年,我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收获了一份独有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并换来一个一般人不具备有的三重身份:中国航天的建设者、见证者和记录者。而正是这三重身份,让我与中国航天结下不解之缘。不过,如果硬要说这就是宿命,好像也不尽然。因为我写航天,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从人类发展的走向来看,自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人类便进入了航天时代。所谓航天时代,即人类从地上到天上的时代,人类远征太空的时代。1957年之前,人类身处陆地行走时代;1957年之后,人类结束了几十亿年陆地跋涉的历史,一跃而进入太空,将陆地跋涉的历史转向了挺进太空的历史,从而开启了从陆地到天上的新时代。换句话说,航天时代之前,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航天时代之后,人类开始了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因此航天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是人类发展走向的一次大转变,也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行为轨迹,还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面对如此一个崭新而伟大的时代,身为一个写作者,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吗?

从航天的特殊性来看,航天既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生动、最形象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最直观、最完美的体现;它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空间高度,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我从1974年起,开始与中国航天人一起生活。从1984年起,开始采访中国航天专家,几十年来我采访了航天领域大小上百位专家,比如“导弹之父”钱学森、“航天之父”任新民、“卫星之父”孙家栋、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长征3号”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神州5号”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以及宇航员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等。在与他们多年的深入交往中,我的确亲身感受到,航天专家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他们犹如一道道长期隐身于山水间的彩虹,唯有等到云雾褪尽,夕阳斜照,以及拿捏到位的角度来临那一刻,身影才会悄然一现,接着又转瞬即逝。孤独寂寞、清心寡欲之于他们,仿佛就是自然,就是注定!于是我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通往太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远比总统伟大!”因为在他们身上,我还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即所谓的“航天精神”。航天精神其实就是科学精神,也是民族精神,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非凡的眼光与胸怀,胆魄与气度,思想与智慧。说白了,就是艰苦奋斗,无私无畏,持之以恒;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积极奋进;就是甘于寂寞,忍受清贫,埋头苦干,不计得失,不图虚名;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说真话干实事。这种精神不光体现在他们宏大的事业中,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是今日中国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航天时代来临之前,几千年来文学记录书写的都是人类开创陆地文明的历史,且数量之多,汗牛充栋。但进入航天时代后,记录书写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历史的文学,却寥若星辰,屈指可数。尤其在中国,除了有限的科幻文学,真实记录书写这一伟大历史的作品少之又少,甚至说几乎为零。而在我看来,有人创造了历史,就得有人书写历史。人类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疆域,文学也该不断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人类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值得书写,人类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同样值得书写,甚或更值得书写。中国航天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数十年鲜为人知的历史可谓震天撼地、惊心动魄、坎坷曲折、悲壮雄伟,无疑值得我们的文学大写特写。何况书写中国航天历史,就是书写中华民族远征太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就是书写中华民族的精神奋斗史,同时也是书写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因此选择航天这一新的视觉去书写人间天上,展现民族精神,让人们重新振作起来,抬头仰望星空,注目一下宇宙深处的万道霞光以及躲在万道霞光背后那些变幻莫测的传奇神话和稍纵即逝的幽微瞬间,从而甩掉地球强加给人的种种烦恼与诸多不堪,向着新的梦想新的希望轻装上阵一往无前,无疑是文学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倘若我们能打开航天这扇新的“天窗”,中国文学岂不又多了一方新的“风景”?

当然,书写航天并非易事,甚至说是一件很难的事。记得1992年我第一次与徐迟先生见面时,他与我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技题材写作的难度问题。他说:“科技报告文学的写作不同于别的题材的写作,它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这个难,以我的切身体会,主要难在:一是航天属于高科技,仅载人航天就涉及七大系统,若不深入接触,至少成为半个专家,根本无法涉足。二是航天领域号称“百万大军”,研究所、发射基地遍布全国,当事者隐姓埋名散居各地,线索复杂,历史久远,采访无异于大海捞针,加之采访是门双向选择的艺术,作家要选择采访对象,采访对象也要选择作家。而不少专家在自然科学方面是翘楚,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方面同样优秀,倘若作家各方面的素养不够,彼此很难对话,甚至对方不愿对话。三是航天科技神秘复杂,内容深奥枯燥,要让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雅俗共赏,曲高而和不寡,就必须将其转化成生动形象、饶有意味的文学叙事,使之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备文学审美。而要实现这一艺术转化,除了下大工夫,还需要相当的才华。四是航天题材重大,主题敏感,除科技外,还涉及政治、外交、历史、文化、经济、国际空间法等。而每次发射,上至中央,下到基地,万人期盼,举世瞩目,所以从宏观总体到每个细节,都极难把握。稍有差错,故事就可能变成“事故”。五是航天领域保密性强,禁区多,每部稿子都必须慎之又慎。

总之,航天不易,写航天也难,甚至说航天写作就是一场风险写作,如同航天发射本身!但再难,也得有人来写,文明需要一步一步地提升,历史需要一寸一寸地推进,否则中华民族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便是空白。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作家一起来写。理由只有一个:除了脚下苍茫的大地,我们还有头顶迷人的星空;人间固然值得书写,天上同样值得着墨。